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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建如教授:校企如何美满“联姻”丨白丁会客厅

来源: 中国教育智库网 作者:CAETT 时间:2018-02-22 文档编号:1519293011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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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政策系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郭建如教授做客白丁会客厅,围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为您讲述企业与学校“联姻”那些事。



产教融合长期难以深入的原因

白丁:国务院办公厅于12月19日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长期以来,产教融合停留在表面,难以推行。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鸿儒(郭建如):造成这种产教融合难以深入的原因,主要是体制问题,或者说体制障碍。可以从校企两方面来谈:

第一,学校相关的原因学校参与产教融合,有主动的方面,也有被动的方面。主动方面在于学校意识到有责任让学生更早地了解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增长相关知识和技能。中职、高职、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就要参加工作,如果不在学校阶段就了解行业企业的需求,掌握相关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就很难在毕业时找到很好的工作,很难在工作中很好地适应,因此有责任心的学校管理者就希望能与企业合作来培养学生。学校参加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有被动方面,这是因为政府要求职业院校以就业为导向进行人才培养,这就需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学校参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过程中,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在很多情况下,校企合作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不是很健全,环境不是很友好,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更多依靠的是人际关系,比如,校长的关系、教师的关系、校友的关系等。但人际关系有缺陷,每个人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很广,解决学生实习就业的量不可能很大。另外,人际关系还存在着不稳定性的问题。如果校友或者校长、老师们的熟人朋友调离原来的公司或工作岗位了,校企合作就难以持续了。最近几年,国家在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等方面有大量投入,如果校内的实训设施建得比较好,对企业的依赖性就可能相对减少,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能没最初那么强。

还有,围绕学校的相关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教育部门强调要产教融合、校企结合,但政府部门是松散联接的,政出多门,部门之间的政策可能是不协调的。学校要进行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就必须更多地与企业打交道,但一些政府部门在规范学校行为时,按照对政府部门的规范去要求学校,把学校当成政府行政部门去看待,这就束缚住了学校的手脚。

以培训为例,培训是职业院校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重要方式,但是按国家其它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财政政策,培训获得的收入是不能发劳务费的;且实行收支两条线,培训收入与培训单位和培训人员的收入不挂钩。这样以来,学校就缺乏积极性。另外,职业院校引企入校、引校入企涉及到学校资产使用问题,在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很容易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或国有资产无偿使用。一些校长认为模糊地带看不清楚,就不敢往前走。这也是之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停留在表层,难以深入的重要原因。

第二,企业方面的原因企业有积极性,但也有压力,需要考虑成本。因为没有在法律上明确企业育人的主体地位,虽然有一些教育性文件可能提及企业也是人才培养主体,但教育性文件对企业的约束力是比较小的。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要付出成本,如何得到回报呢?企业虽然可以择优录取一些人才,但这种吸引力非常有限,尤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每年高校毕业生非常多,企业并不一定要自己投入办学,完全可以从市场上去购买。即便企业参与办学,学生毕业时不一定去为其提供培训的企业就业,企业的投入就很难得到回收。另外,关于企业税收减免问题,虽然在相关文件中有所规定,但在现实中,很多时候并没有落实,或者是力度不大,对企业的吸引力不足。

白丁“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视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作为三大融合战略之一,过去产教融合曾被多次提到,但单独发文,这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是否也是为了解决体制机制的障碍问题?

鸿儒(郭建如):《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在这个新时代、新阶段,面临新问题,国家出台政策,将产教融合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意见》强调,将来的产业体系是一个实体经济、科技支撑、金融支撑、人才开发为一体的协同的体系。《意见》也特别强调,要将产教融合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环节中,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这是在破解学校教育与产业脱节的问题,解决教育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对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能得到解决,对于国家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提升产业质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的理念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但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很多只是做做样子,看着很热闹,但难以施行。该文件的亮点、着力点就在“深化”上。


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白丁《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企业作用,现实情况中存在校热企不热的状况。您认为应如何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鸿儒(郭建如):深化产教融合的关键在于发挥企业的育人主体作用,《意见》直接抓住瓶颈问题,即如何发挥企业作为育人的主体作用问题。长期来看,如果不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就可能始终停留在表层上,难以开展下去。

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方面,通过立法,在法律上规定企业的育人主体职责,使企业承担一定法律责任,这是最好的方式。德国联邦法律规定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企业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国家最理想的状态也是将人才培养作为企业的法律责任,但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难度,需要我国校企合作条例制定或者职教法的修改取得更大突破。

另一方面,保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中的利益。从校企合作的历史看,只有校企共赢才能够保证校企长期合作。如果只是一方得利,另一方不得利,合作是难以长久的。以前的政策倡导企业发挥社会责任,利益机制设计上比较少,但道德的感召作用是有限的。

如果不解决利益问题,长效机制就很难建立。在《意见》中,很大篇幅谈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明确了校企合作的相关方式,明确了利益如何分配问题。如提出对企业的服务可以用购买方式,由政府购买企业服务,也可以由学校直接购买。这在以前是比较模糊的,虽然在实践中,一些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建二级学院或专业形式,能抽取部分学费。现在政策上允许政府购买或者学校购买,可以建二级学院或专业,可以由政府向企业购买课程、实习服务等。客观上,企业在提供实习岗位的过程是有很多付出的,比如,消耗材料、指派师傅指导等,学校或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形式支付一定费用。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比较有效的解决企业利益的方式。此外,还规定了其他方式,比如财政税收政策优惠等。《意见》的发布可能会有助于解决政策优惠上的难题,因为该文件是国务院层面出台的高层次文件,能够有效协调相关部门参与。但如何保证政策能够落实,仍需要这些职能部门把政策细化,用红头文件下发,使得政策可以落地执行、具有可操作性。

《意见》特别强调,学校和企业可以共同建设实训基地或信息服务平台等服务性组织,强调互利共赢,学校可以比较规范地、有政策依据地和企业谈合作建设实训基地的问题。在政策没有出台前,一些校长不敢做,担心可能会被冠上利益输送的“帽子”。

白丁公共服务越来越尊重各方利益的设计。国务院层面出台了《意见》,但相关职能部门需要出台很多具体的配套政策才能达到目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鸿儒(郭建如):是的,这非常关键。国务院出台《意见》是希望构建政、行、企、校、社会协同育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政、行、企、校、社会等各个主体的参与都非常重要。政府制定宏观架构,规定相关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但不同业务由不同部门负责。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背后有一整套制度做支撑,是一个制度包,而不单单是一项制度,制度背后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各部门的作用,真正产生协同的效果,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如果各部门做不到真正的协同,政策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白丁在该政策出台的背景下,未来企业的教育身份会是怎样的?

鸿儒(郭建如):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之前在这方面有过尝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一盘棋,学校招生和企业用工紧密联系在一起。学校招多少人很大程度上是依据企业的需求确定的;在培养过程中,需要实习时,企业的教育科或直接与学校挂钩的其他部门就可以直接排实习计划。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些公司上市后,办教育的积极性就受到一些损伤,因为没有渠道把资金直接拨付给学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些企业谈到,每年交很多教育附加费,自己办学校还要投入资金,为什么不可以把上交的教育附加费投到自己办的学校里呢?还有就是,目前职业院校的规模都做得很大,企业办的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真正到该企业就业的比例并不高;企业也还可以从社会上吸纳更多毕业生,不一定要招聘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需要企业承担起为行业培养人才的任务,而不单单为自身培养人才。


行业协会在产交融合的作用

白丁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行业协会未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鸿儒(郭建如):企业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制人才,也可以为整个行业培养通用型人才。德国的企业培训更多是培养行业的通用技能,而不是培养单个企业所需的特有技能;德国有行业协会制定相关标准。

行业协会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校企合作中,如果学校与某个企业捆绑比较紧密,有好处,但也有些弊端。其中一个弊端是,培养的人才可能只会该企业所需的手艺或技术,不能适应其它企业。一旦该企业倒闭,或者出现经营困难,需要减员,合作就会受影响。在校企合作中,要注意培养通用能力培养,还要重视通识教育,使学生具备一般性的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方面的素养,其次才是针对某个企业的能力。在这方面,行业协会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近几年,一些地方高校在转型过程中,成立了行业学院或产教协同创新中心。在这些平台里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行业里的多家企业结合在一起,分析行业需要的关键性通用技能,进行人才培养,这是非常重要的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收集该行业用人方面比较全的信息,单个学校的能力往往很有限,同一家家企业进行谈判的成本就比较高。借助于这些平台,校企合作的面就比较广了,且更有稳定性。


产教融合中,政行企校应积极协同

白丁《意见》聚焦于产教融合的深化,关注产教融合协同体系的构建与合作机制的建设。政府、企业、学校、行业和社会,请您谈谈,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进程中,各方应如何协同?

鸿儒(郭建如):《意见》强调协同育人的体系建立。政府、企业、学校、行业协会都是重要的参与方。如何使各方协同?《意见》强调将利益机制作为长效机制,这是对的。在该系统协同体系里,不同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同,应各司其职。

但是要特别关注政府的作用。前面谈到的体制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政策有直接关系。政策的突破依赖于政府。在全国性政策如果没有出现大的突破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要发挥重要作用。从全国来看,产教融合做得比较好的区域,地方政府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甚至主导性作用。

举个例子,在借鉴德国双元制培养职业教育人才方面,苏州的太仓做得比较好。当地二三百家德资企业为双元制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当地的中职与高职做得都非常好,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相辅相成。当时德资企业要在当地建厂,找到当地的中专学校,希望学校为其培养一些人才。中专学校与企业双方合作来培育人才。双元制培养的人才不断吸引来新的德资企业,德资企业慢慢聚集,由几十家到100家,再到200家,现在达到300多家。为什么苏州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较好?苏州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级政府将建学校,办中职、高职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砝码。当地学校能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一些企业就会来到当地。

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讲过,政行企校的关系,政是第一位的,在职业院校的建立、扶助、资助等方面,太仓市政府投入力度很大,推动政行企校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政府、学校、企业三重螺旋不断上升,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的运行机制。

在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过程中,许昌模式是地方政府推动学校从原来的师范院校转向服务于地方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成功案例。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推动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政府和企业人员到学校挂职,学校人员到政府或企业里挂职,人员交叉融合,网络建立起来后,大家共同做一些项目,做到水乳交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在广东东莞、佛山等地方,政府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以人员培训培训为例,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务工人员,都可以获得考证方面的补贴。在这些城市,外地人口和当地人口的数量几乎是1:1,甚至要超过这个比例。政府采取融入政策,鼓励外来人口落户,在入学等方面提供便利;政府又出台政策,鼓励他们接受技能培训。


德国双元制在我国产教融合中落地的前景

白丁很多时候谈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会引用德国的双元制。应如何客观看待德国双元制的模式在中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落地过程中的前景?

鸿儒(郭建如):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对中国的职业教育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近几年,政府和学校都在大力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尤其是一些中职、高职院校,一些本科院校也在探讨双元制。当然,这里也涉及到本土化问题。

双元制的成本很高。我曾访谈过国内一些采取原汁原味双元制培养技能型工人的机构,了解到生均培养成本大约为十几万元人民币。大多数中专学校难以承受这笔费用,国家目前恐怕也很难用十几万元来培养一个中专生。

在双元制推行过程中,要重质量,而不单单追求规模,如果规模过大,质量肯定会受影响,也会影响到中职教育的声誉和吸引力。如果经费投入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未必能产生出较好的效果。所以,要有质量地、稳定地推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精益求精,不能追求粗放式的批量化生产,否则质量就难以保障;也不能规模过小,如果规模太小,借鉴意义就不大。双元制的模式在我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落地过程中,需要注意本土化问题。太仓的一些中职、高职也做了本土化探索。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大国,职业教育也在输出了,但是否真正形成了中国模式的职业教育?这个问题需要探讨。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基本模式都能概括出来,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要切切实实探索、概括、总结我国职业教育的模式与职业教育未来的道路。


第三方评价对深化产教融合的作用

白丁《意见》提到,要促进产教融合供需双方对接,第三方评价对产教融合的深化起什么作用?

鸿儒(郭建如)第三方评价非常重要,《意见》强调供需双方衔接,供需双方靠什么衔接?在原来体制下,一部分评价工作由政府部门承担了,但政府不可能包罗所有内容,需要行业协会、行业组织、相关的服务平台承担起这部分功能。前面谈到交易成本问题,如果单纯靠单个学校和单个企业对接,沟通成本太大。可以由行业协会、行业组织、服务平台负责收集信息,发布信息;另外,建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也尤为重要。

资格证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在德国,手工业协会、工商总会把资格证书抓在手里面不放,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我们国家的技能资格证书是由人社部门发,后来教育部门争取,一些院校设立了职业资格鉴定点。学生在拿到毕业证书的同时,也能拿到资格证书,但这容易被诟病。有人认为,学校自己教学生,自己发证,可能会放水。于是,企业的第三方测评就非常重要,尤其是用人单位的评价。

我去过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做调研,当地的职业教育办得不错,产业技术发展得也比较好。访谈当地企业时,问企业,“当地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水平如何?”企业谈到:“不行,入职后还要培训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成为上手。”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职业学校办学不能“过家家”,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办,而是要让行业协会和企业来评价。在广东的佛山、东莞等地区,政府部门鼓励一些企业对员工的资格和技能水平进行鉴定。一些大的企业对员工技能水平鉴定后,一定等级的员工可以获得当地的技能补贴,这是值得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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