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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委员:这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如何突破

来源: 中国教育智库网 作者:CAETT 时间:2018-03-15 文档编号:15210988253525


“白丁会客厅,往来皆鸿儒。”白丁会客厅是中国教育智库网倾心打造的高端视频访谈栏目,是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教育主题空间。

3月2日,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教授做客白丁会客厅,畅谈产教融合、中小学课外辅导、学前教育等近期教育领域的热点、难点话题。



产教融合如何落地生根

白丁:前段时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请您谈谈文件出台的背景以及对怎样让产教融合真正落地。

鸿儒(刘林)文件的出台正逢其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在转型,这对高等教育,也包括应用型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新要求很大程度上来自产业界,来自社会。这是高等教育为进一步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必须转换角色、转换发展轨道,换句话说,为了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高等院校必须走产教融合之路。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自身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和深化改革,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院校的分类发展。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分类发展提上日程,这也是高等教育从速度发展转为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高校要根据产业界和社会的新需求,找到自己的定位,实行分类发展,推进改革,从而使高等教育在整体上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每所院校都能得到充分发展,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这份文件有很多亮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新一轮的产教融合中,要推进融合机制的建立。产教融合不是一个新的理念,现代大学就是建立走出象牙塔、主动融入社会的基础上。但是怎样让产教融合更好地落地?无论是中国的高等院校,还是国外的高等学校,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在推动新一轮得产教融合的过程中,要根据产业的新需求和产业发展的新规律,找到高校与产业之间的结合点,围绕结合点,建立融合机制。

机制建设要注重在两个层面发力:一是从政府层面怎样促进产教融合。产教融合的落地要具体到院校、行业组织和企业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促进融合,比如,在财政、税收方面采取一些能够促进产教融合的手段,在实习生制度、灵活用工上,采取新的发展机制。

另一层面,融合机制的建设应该由学校层面和产业组织根据双方的意愿和需求进行探索。“哪只脚与哪个鞋子相配”,还要靠他们自己去寻找,在磨合的过程,能找到最适合的院校或企业,达到理想的融合状态。

现在各学校都在做各方面的探索。目前来看,探索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双方合作的利益机制,也就是说,必须照顾到双方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其他各方面的需求。

白丁各级地方政府怎样才能在产教融合机制的建设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鸿儒(刘林):地方政府在产教融合方面能够大有作为,也需要更有作为。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将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这里的优先发展和前一轮的优先发展不一样。这一轮的优先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推动产教融合。换句话说,是在新的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优先发展。因此,从地方的整体规划,到具体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都应把产教融合纳入其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部分基础教育的课程,都应考虑产教融合,要从产教融合的角度,去思考相关问题,自然就会找到措施。

地方政府要在出发点上就找准位置,出台政策,制定办法。以产教融合为主线,优先发展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会对区域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校长的眼睛应看向哪里

白丁:您所在的北京城市学院是中国民办高校的典范,应用型教育做得非常有特色。您曾多次代表国内高校,与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进行协商,也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请您结合做校长的经历以及北京城市学院的发展过程,谈谈接下来的产教融合怎样落到实处。

鸿儒(刘林):我还称不上是一位成功的校长,只能谈一些做校长的体会。做校长,一定要有一双“慧眼”,更重要的是这双“慧眼”要看向哪里。首先,眼光要向下,主动关注经济社会基层部门的需求。职业院校、应用型院校应以服务一线生产管理、满足一线人才需求为主要定位。

看到了需求所在,就要积极与学校的定位相联系,“找”出自身能办的,找到结合点。北京城市学院绝大部份专业,都与北京这座城市的需求息息相关,而且与北京城市的发展时时同步。例如,经过多年探索,中央批准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新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城市学院如何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定位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北京的四个中心定位中,首当其冲是政治中心,做为首都,要求北京必须有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找到的一个服务“点”是培养信访与社会矛盾调处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个专业方向当时别说北京,就是全国也没有学校开设,我们这一专业创新,不仅在北京信访系统深受欢迎,报名踊跃,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国务院领导表扬。第二中心是文化中心。北京做为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但是在本科、硕士层次非遗专业类人才长期空白,我校在这个领域迅速发展,渐筑人才高地;第三个中心是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学院培养英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等多语种与金融、商务、贸易、管理、传播复合型人才。第四个中心是科技创新中心。我校开设了3D打印、大数据、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专业,满足高精尖产业的发展。

所以,只要有“心”,就能在城市的发展中,特别是满足基层的需求中,找到着力点。

第二,眼光要看向外面,要看得远,要寻找榜样,要找路子。在国际交流方面,我校和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应用型教育较发达的国家的学校建立联系,这可以开阔眼界,了解国际上应用型教育最新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能引进资源。过去更多是引进设备,现在更多是老师。将优质资源引进学校,能够迅速提升各个专业建设的标准。

所以,通过眼睛向下,找到市场的需求,通过眼睛向外,提高优质发展的能力,两点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

眼睛向下与眼睛向外并不矛盾。向下也可以看得深远。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是一棵大树,相当一部分高校要向高处生长,像大树的树冠一样。而应用型院校要做树根,要向基层延伸,扎得越深越好。

白丁:您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八大代表,还曾多年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作为大学校长,关注社会和国家发展,对您的本职工作带来哪些促进作用?

鸿儒(刘林):举个例子:北京这几年强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北京城市学院被市委、市政府列为高校疏解的典范。为什么将我校作为典范?第一,我校疏解得最早。第二,我校疏解的人数最多。第三,我校疏解的速度最快。第四,我校疏解得最彻底。之所以有重大的疏解决策,与我做代表和委员的工作密切相关。这些工作使我开阔了眼界,了解到政策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能更好地从战略上把握学校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参与这些社会工作,对学校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大学校长更不能关起门来办教育。校长,应开门办学,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中,了解社会需求,办好学校,履行好校长的职责。

白丁国家进入新时代,科技孕育新未来。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升级会对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影响?

鸿儒(刘林):未来对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科技变革,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场革命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

第一,学科和专业方面。社会职业会发生变迁,一部分职业消失,也会涌现一部分新的专业,这要求高校要调整学科和专业。

第二,课程方面。岗位的职责会从操作性转入脑力型。岗位的内容变了,对技能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这要求学校要改革课程。

第三,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方面。科技革命会对社会伦理和社会观念带来冲击,也会带来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转变。

第四,学校形态方面。未来的学校和今天的学校会有极大的不同。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是深刻而广泛的。在知识共享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又是知识的接受者。这种角色的变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我们不能置身以外,要参与其中。早晚有一天,会出现真正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出现可以将所有资源向全社会共享的大学。


课外辅导热应如何抑制

白丁教育部牵头,对全国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进行整治。其背景是什么?如何抑制课外辅导热?

鸿儒(刘林):当前,课外辅导加重中小学生负担问题已经从教育领域的问题转变为关系民生的社会问题。网上大量帖子热议孩子不堪重负,而且不少帖子提到,一些家庭将相当高比例的收入投入到课外补习班中。

我曾在中关村医院亲耳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位老太太对医生说:“要少开自费的药,要省下钱,给孙子报辅导班。”医生说:“我现在一半多的收入也贡献给了课外辅导班。”老人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不仅省吃俭用,连救命治病的钱都要省。听得我当时眼睛直发酸。还有一次,送孩子上辅导班,看到一位穿着清洁工制服的阿姨在前台为孩子咨询上数学辅导班的事情。原来上辅导班的孩子主要来自一些收入较高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工作非常很累但收入很低的家庭,都被裹挟到其中,用菲薄的工资供应孩子上学,公办中小学学费是免了,问题是免费的教育没有让家长放心安心,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问题。

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反思、规范和治理的时候,有必要出台一些政策。多年来治理系列课外辅导班几起几落,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个人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要研究非教育部门注册的校外辅导机构的管理和发展。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一些大的辅导机构,多数已经在教育部门办理了办学许可证并工商部门完成了法人注册。相信这批机构中的大多数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性质的转变,可以理解近期的政策,也会配合政府做好相关工作。那些没有完成注册的机构应成为管理和规范的重点,这些机构的数量非常大,规范的成本估计也非常高。出台的文件也提到了这些问题,让没有办证办证的机构去办证。要让所有从事课外辅导的机构都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中。

第二,要从教育内部去反思这个问题。解决很多人提到的“课内不教够,课外收费教”的问题,需要基础教育阶段各个学校和相关部门下很多功夫,特别是要运用督导、评估、评价等手段,使中小学把该教的内容都教了,还要教到位,学生不需要到社会上去补齐,这样会使市场进一步压缩,使校外辅导机构能够和课堂教学进行相应的配合。

第三,要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了进入好的中小学或者高校,学生现在要通过学业竞争考试或者变相的考试,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体来看,考试的指挥棒发挥了极关键的助推校外辅导热作用。只有考试制度的改革到位了,指挥棒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也会对抑制课外辅导热发挥积极作用。


家长的焦虑应如何安放

白丁: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始了高考制度改革与中考制度改革。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中考改革是否能缓解课外辅导热?

鸿儒(刘林):我认为会有一些缓解作用,但总体来看,现在的高考、中考改革方案更多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一些渐进式改革。个人期待改革力度更大一些,加大优质资源的供给。

国家从教育大国发展到教育强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大家对优质资源的焦虑,才逐步消除课外辅导和学生课业负担重的问题。

白丁:公众越来越富有,对物质的消费越来越理性,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愈来愈热。您如何看待家长在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背景下的焦虑情绪?

鸿儒(刘林):十九大报告提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领域也是这样。公众对更优质、更多样的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应该更积极、更正面地看待这种需求,应该把这种需求转化成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从供给方角度讲,我们做得还不够,没有满足大家的需要,应该更努力地创造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民办学校可能要在这场教育改革中担当积极的角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民办教育要运用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体制机制方面的灵活优势,一方面要向更优质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提供更多样的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满足大众的需求。

白丁中国的家长更多是把教育看作是学校的事情。当家长认为学校提供的教育不能保质保量,不能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就会选择课外辅导的机构。某种意义上讲,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比重可能是存在疑问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鸿儒(刘林):这里有一些前提——对量和质的界定,怎样才算保证了质和量,家长认为在哪方面没保质,哪方面没保量,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在攀比状态下,家长的判断可能会有问题。

这里有两点,第一,有些学生和家长认为,课堂上学的东西,在选拔考试中不够用。一些很好的学校的学生也去补习。有些家长认为,老师在课堂把该讲的知识点都讲了,但考试超越了学校所讲知识的难度系数,另外,考试需要灵活运用知识,总之家长认为老师没讲到位。由于教学内容、教学中教给学生的能力和方法与考试之间的错位,导致家长认为不够质、不够量。

第二,真的不够质、不够量吗?我看未必。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存在,是源于家长对未来的担心,担心不够质、不够量,担心自己的孩子跟不上未来的发展。

把质和量的标准确定下来,就可以知道学校应做什么,家长应做什么。在这一轮的改革中,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否则难以解决家长心中的焦虑。

白丁家长的焦虑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分数、与选拔高度相关。您作为大学校长,在新入学的大学生中,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根据您的观察,什么样的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以及毕业后,能有更多的收获和成长?

鸿儒(刘林):我个人的教育理念是适合的教育是第一位的,我们应当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提供适合他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讲,我没有特别喜欢和不喜欢的学生,这也应该是高等院校的校长和教师应该有的理念。我们要把有不同特点的孩子培养成才,让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城市学院追求四个理念——适合教育、有效教育、实用教育、全人教育。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里只能提供一个参考:在应用型院校中,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强的孩子会成长很快。另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毕业生智商不一定高,但情商通常比较高。所以应用型院校应该注重对所有学生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如何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白丁:学前教育真正被重视,也是时间不长的事情。北京城市学院有学前教育相关的专业,也承担了一些普惠性幼儿园的开发建设工作。学前教育,或者说0到6岁的早期教育对人一生的发展,会有什么作用?目前在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鸿儒(刘林):我的孩子在海淀区一所小学读书,几年前我也曾是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当时孩子就在我们小区幼儿园,我有时去参加亲自活动,对学前教育有直接的体验。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岁看老”。由这句话就足以看出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对人的重要性。在孩子上幼儿园时期,由于时间上相对灵活,所以家人也多次带孩子去国外参加当地学前教育机构组织的亲子营、夏令营、冬令营、春季营等等短时段体验活动,假期时我去“探营”,发现国外特别是美、加、英这些发达国家,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不亚于中国人。

现阶段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政府部门对早期教育(0至3岁)重视和管理不到位,早教市场现在比较乱,这里的乱不仅体现在办早教的主体多而杂,而且多数早教产品与服务科学性差,许多没有章法,不符合婴幼儿的发育成长规律。有的机构为了招揽生源,提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孩子进行知识教育的起跑线已经提前到出生的那天。有些家长受到这种思想鼓动,在孩子出生时就天天给孩子念英文,营造英语环境。这不会一点儿作用没有,但是可能只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应该思考怎样做才更科学,怎样才能让孩子真正健康成长。国家要加强对早期教育规律的研究和早期教育的规范管理。

第二,三年的学前教育领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很多地区出现了学前教育学位紧张的问题,加上去年发生的一些极端事件,使学前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为了解决学前教育的问题,我曾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国外一些地方做调研。调研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得到了印证。很多幼儿园,总体上规模还是偏大,一些政府官员、办园者还是规模化办学、办大园的思想。实际上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要有灵活多样的形式,在时段上有半日制、全日制、以天为单位提供的学前教育。在场地上,很多园是将社区的一些公共活动区域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

应该多角度开发幼儿园的资源,对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制定合理的管理和评估办法,使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在规范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学前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是激发社会活力,调动各方办园的积极性,办出让家长满意的幼儿园。

白丁:国家在大力建设普惠性幼儿园。您认为应如何促进幼儿园的发展?

鸿儒(刘林):现在看,总体来说,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目前占比还是不大,各地也不均衡,有的地方占比高一些,有的地方占比少一些。引导一些特色的高收费的民办幼儿园,变成普惠园,可能是政策的着力点之一。现在看来,普惠园的问题在于政策的吸引力不够,那些办园者认为与其办普惠园,不如办高价园。所以,要在补贴补标和支持手段上想更多办法。另外,政府提供的场地,比如,小区里的场地,可以建公办幼儿园,也可以建民办幼儿园,但如果建民办幼儿园,必须办普惠性幼儿园。从最紧张的资源着手,引导和支持幼儿园的发展。

白丁: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师资。一些幼儿园发生的极端现象与师资相关。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您认为怎样解决学前教育师资发展的问题?

鸿儒(刘林):我认为,应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学前教育质量,首先要幼儿园教师的待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高等院校培养再多的相关人才,他们也不一定全部去从事学前教育,会有相当多的人员流失。现行规定是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不低于当地的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学前教育领域也应该有相关规定。

第二,师资培养和质量问题。现在各地都缺老师,幼儿园老师非常抢手,很多地方教委与我校签协议,实行订单制培养,由教委提供学费,由我校来培养人才。对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幼儿园需要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承担保育职能的人,一部分是承担学前教育职能的老师。对这两部分人的培养,应该建立不同的体系,采取不同的措施,并且要制定标准进行评价和评估,绝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如果没有将教师培养好,学前教育的质量就得不到根本的保证。所以,对学前教育的师资培养,应数量和质量并重,对两支队伍应采取不同的培养路径和培养方法,要因人制宜,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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