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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又是失落的一年——关于诺贝尔奖和教育的一点思考

来源: 微信公众号 徐释 作者:徐加胜 时间:2018-10-24 文档编号:15403519313810

今年的诺贝尔奖名单出炉了,没有太多的意外。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又是失落的一年。

当然,我们应该也必须尊重那些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类奖项的获得者,不论他(她)是哪国人。因为,在那一刻,他(她)代表的是人类,他(她)的一步是人类新的一步。而这新的一步其实也解开了束缚在人类身上的一条锁链,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越深入,我们人类就愈发可以获得自由,而且更加有尊严。

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有位科学家因为对于艾滋病的真正预防或者治愈而获得了生理与医学奖,人类该会有多大的变化:不再有那么多的泪水与苦难,也不会再有恐惧和歧视,世界艾滋病日也不复存在。其实,人们歧视艾滋病人的背后是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我们没有发现人们会歧视一个感冒患者,而恐惧的背后是我们的无知。所以,当有人能够在某一个领域踏出新的一步时,我们人类该是如何的欢呼雀跃呢?据说,人类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一代人只能够将自己的生活领域向外拓展30公里,今天的诺贝尔科学类奖项获得者就是那些为人类开拓新的领域的勇士和智者吧。

但是,人类终究又是有着族群的概念的。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人类是一个整体。然而,在人类的不同族群中,我们又是存在竞争的,这一点我们无从回避,至少在今天,我们还很难避免这样一种竞争。所以,我们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很少培养出一位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获得者?或者诺贝尔奖只是一个符号而已,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自然科学领域缺少一流的科学家?其实这也就是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回答它会有很多个角度,而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无论如何,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是非常有必要的,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也应该试着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尽一点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的思考不涉及到宏观的体制问题,那不是我的专业领域,而且目前我也无力干预。只是从一个微观的教育领域提一点自己的感触,然后做一些自己能做的教育举措力图做出一点小的调整,至于结果,就不去多想了,只是尽吾力求无悔而已。

如果按前文所说,诺贝尔科学类奖项获得者代表人类走出了新的一步,而能够走出这一步的人一定是个在长途跋涉的人。当然,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够代表人类走出新的一步,但是能够走出新的一步的人一定是个始终在长途跋涉的人。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长途跋涉,始终努力,不放弃呢?我想,大致会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我称之为“真人”,所谓“真人”是指那些对于某些领域具有极强的兴趣的人。这样一种兴趣使他很喜欢钻研这一领域,对于他来说,学习和研究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他并不需要附加任何意义在他的学习和研究上,比如说名利等等。

学习和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幸福。这样的真人并不是我们能培养出来的,因为他所拥有的其实来自于天赋。我们社会所能做的是呵护,尽可能不让特别的他被压抑和排斥,因为这样的真人在很多人眼中就是怪人,而人们又容易对怪人产生排斥和孤立的想法。

2012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获得者约翰·格登就是属于真人的类型。格登在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求学,当时在250名学生中,格登的生物科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其他科学科目也排名非常靠后,被同学讥笑为“科学蠢材”。

在1949年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中,格登被一名老师如是评价:“我相信格登想成为科学家,但以他目前的学业表现,这个想法非常荒谬,他连简单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对于他个人以及想教导他的人来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这份成绩报告至今仍被格登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偶尔用来娱乐一下。

虽然成绩差、不被老师和学校看好,但格登仍然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对生物学的热爱从来没有减少过。法新社报道称,格登在多年前的一个采访中回忆称,自己少年时被生物学深深吸引,他甚至在学校养过上千只毛毛虫,并看着它们变成飞蛾,这在当时还引起老师的强烈反感。

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获得者的简历,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在其中,真人所占的比例应该不小。而在中国大陆,真人是有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选拔性考试的激烈程度和班级组成人数的大数量使得这样的真人很难不被压抑。所以说,他们也就很难保持自己对于某个领域的好奇和长久的兴趣,所以也就很难真正地完成化茧成蝶。

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如果你发现你的学生有可能是个真人,或许你可以多点包容心,再或者你可以为他(她)提供点力所能及的庇护,说不定,他(她)的生命力很顽强,就那么意外地绽放了呢?


第二种人称之为“圣人”。而我对于圣人的定义是:圣人是试图将世界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的人。圣人的天赋不见得很高,但是他有着一种极强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他有一种大的生命格局,他希望自己的存在能够带给周围世界很大的改变。或许圣人最初的能力不是很强,但是由于他有担当的意识而且也会有试着去承担的行为,他会越来越强大,慈悲是可以生出智慧的。我相信有些取得很大成就的人他本身未必真的痴迷某一领域,而是责任让他必须坚持下去。

居里夫人对于科学的热爱和坚持令人动容,但是她将发现的新的元素命名为“钋”以纪念她的祖国波兰,这说明她成功背后的推动力也包括她极强的爱国情感以及因这种情感而产生的责任感。

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圣人取得成绩的可能性是有的。关键是我们的学生是否有将世界扛在自己肩膀的气魄和担当。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也就是儒家传统始终强调人需要承担责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的意义就体现在你的担当之中,中国人传统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此意。而这样一种担当被视为人本来的样子,人本身就是具有这样一种高贵的情怀的。所以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体现出这样一种高贵从而凸显出人真正应该有的尊严。

但现在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在努力学习的时候,支撑他们前进的动力大多是比较低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为了一个一般动物和人共有的欲望在努力。试想,如果一个人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吃穿住行,那么他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一般动物群体了呢?他成功了,但是那是一个人的成功吗?或许不能说这是人的成功,因为人应该有人的样子。

我总觉得,学生需要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更大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学习生活并不是单单为了眼下的升学,而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真正意义的存在感。两个学生都是在学习生物,一个为了竞赛获奖从而得以报送大学,一个为了去救治更多的被疾病折磨的人们,二者谁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茅以升看到了大桥的垮塌导致很多人跌落进钱塘江大潮之中,他立志要造世界上最坚固的桥,他成功了。戚发轫看到抗美援朝时美国的飞机轰炸东北,立志要学习航空,后来他成为了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学生却很缺少这样一种担当意识,从而也就失去了持久奋进的动力,而这样一种担当意识的缺失,我们的教育是需要去负责任的。

或者孩子会说,选择是否承担责任是我的自由,人为什么一定要担当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似乎也不能采取一种强行逼迫的手段让孩子接受这一说法,更何况这样的手段也很难起作用。但是我想有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其一,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社会是有族群的概念的,不同的族群之间是有竞争的。如果整体出现滑坡,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体也很难幸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革命的时候曾经和华侨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南洋爪哇有一个华人千万富翁晚上去朋友家玩,谈到很晚想回家时发现没有带夜间通行证,而当地法律规定,华人夜出过了一定的时间需要有夜间通行证,否则被荷兰巡捕抓到呼后,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华人富翁最后无奈找了一名日本妓女陪其回家,而荷兰巡捕见状以为他们都是日本人就没有追问。中山先生想表达的是:很多时候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你个人的状态,而是你所在的群体。这个故事让海外的华侨深有感触,今天的我们认真想来也应当有些触动吧。

其二,人是在担当的过程中真正长大的,当一个人想要去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必须强大自己,如此他才能够实现他的想法。电影《蜘蛛侠》告诉我们能力越强,责任就越大,其实这个结论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责任越大,能力就会越强。前面我们举过的茅以升和戚发轫的例子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做一个老师,我们可以也应该给学生一点崇高和遥远的东西。暮气沉沉的我们就这样了,但生机勃勃的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有实现,至少也可以做个悲剧英雄,将来面对儿女也有点吹牛的资本,对吧?更何况,对老师来说,学生的发展就是教师最大的吹牛资本。

所以,当老师,还是要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一些值得期待的种子。未来是一段时光,也是自己所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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