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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山：作为一名高校校长，我的社会功能就是将学生培养好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杂志作者：时间：2016-06-29 文档编号：1467183119287

关注我国职业教育、教育公平和远程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您最关注哪些教育问题？

黄玉山：在教育方面，我主要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当前，职业教育在我国并不很受重视。应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如通过宣传、介绍职业教育对社会的重要性等措施帮助人们改观。在德国，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跟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能力相当，甚至有时候更强，我们也应建立这样的观念。此外，对于他们的待遇、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都要给予充分肯定。这样，职业教育才会受到家长、学生的重视和青睐。

第二，教育公平。“十三五”规划很重视教育公平，指出要增加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这是体现高校教育公平很好的做法，但我个人认为实效还不是很大。因为相对而言，能够进入重点高校的贫困地区学生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些学生毕业之后也不一定会回家乡发展，对于改善落后地区的发展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应该投资物力、人才到偏远地区，在那里创建地方院校。这些院校可能没有重点高校那么好，但可以实实在在地培养当地人才，毕业生也更容易留在当地，服务当地发展。

第三，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把中国创建成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开展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香港公开大学既有面对面的全日制课程，也有远程教育课程。我们希望发挥我校在远程教育方面的一些经验，帮助边远地区的学生持续接受教育，达成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远大目标。远程教育特别适合面积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对于促进中国内地偏远地区、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而言，远程教育是一个投资相对较小、实效较大，且比较容易实现的方式。

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也应获得一定的学历认可

《世界教育信息》：香港公开大学是香港第一所采用这种远距离教学方式的大学，能否谈谈贵校在这方面的情况？

黄玉山：我校的远程教育模式当时主要是参照英国公开大学建立起来的。英国公开大学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在远程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受到国内外较高的认可，所颁发的学历水平和普通大学一样，而且政府对其也很重视。香港公开大学的远程教育与内地的有一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校的课程把控和要求比较严格，由我校和香港多所大学的教师参与设计和教授。第二，我校设有导修课，学生可以在周末或晚上回校导修，接受教师辅导。第三，我校考试严格，宽进严出，在学生入学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但通常都需高中毕业；毕业需参加考试，且会邀请校外委员参与评审，因此我校毕业生若想继续深造，去研究院，其学历和学位都是获得认可的，和普通高校的学生一样。

《世界教育信息》：慕课的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香港公开大学是香港首所主要采用遥距教学方式的大学，是否有这方面的战略计划？

黄玉山：慕课是新生事物，将来是否会成功，还要拭目以待。慕课跟远程教育有一点像，但也不完全像，有其特点。慕课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不是很正规的、有资历的培训，内容较松散。第二，没有相应的考试，无法评估学生学得如何。第三，学生中途退出率较高。不过，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尝试。香港公开大学也在制作一些慕课，但规模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是自负盈亏的学校，负担不起，而像哈佛大学等名牌大学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我觉得可以探索下如何把慕课和远程教育结合起来。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内地实施远距离教学有什么建议吗？

黄玉山：我认为，认可度不高是内地在这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可能与相关考试不够规范、不够严格有关。内地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大。相应地，学生也处于不同层次，其中能力较强的会进入大学学习，而无法进入大学的人可能会选择进入远程教育学校，那么，其学业成绩能否获得认可就是一个关键问题。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来看，远程教育的学生也应获得一定的学历认可。内地地域比较广、情况较复杂，不能一刀切，各类教育的学历层次可以因其水平而定，但都需要一个严格的制度，让不同的人各尽其能。获得了认可，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会更加自信，对边远地区的教育可以发挥促进作用。因为从边远地区去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不一定会回去发展。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不一定就不优秀，有些学生高中毕业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大学，工作之后再接受远程教育，可能会很勤奋、可能做得更好，加上又有工作经验，其整体素质不一定会比大学生差。

香港全方位教育改革的现状

《世界教育信息》：香港从2000年开始推行教育改革，您能否总结一下香港这十几年来的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黄玉山：香港的这次教育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的整个学制改革，内容包括制度改革、课程改革、招生改革、考试改革等，由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推动。

高等教育阶段的改革比较明显。一直以来，香港的大学是三年制，即学生需读5年中学，接着读2年大学预科（也称为中学六、七年级），之后进入大学。在中学六、七年级，学生会接受很多基础的课程学习，如化学、物理、数学等，进入大学之后学习专业课程。而且，之前大学的专业课是一种结构性的课程，没有太多选择。改革以来，大学变成了四年制，第一年的课程不太强调专业性，学生在第一年可以先了解学校的情况，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对专业再进行调整。此外，学制变长，课程安排也相对宽松，学生可以多参加实践活动、参加国外交换活动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改进，当然也带来了新问题，如学生入大学的年龄比之前小，不够成熟；教师抱怨学生的基础课学得不够好等。

之前，学生在中学五年级和七年级需参加公开考试，压力很大。改革之后，学生只需在中学六年级参加一场公开考试，考完就进入大学，类似于内地的高考。在课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此次高中课程改革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即要使中学的学科更宽广、解决文理过早分科的问题、解决之前学科交叉不足的问题等。改革之后，在新的中学课程中，有4门科目属于必修课，即中文、英文、数学、通识教育，这4门科目也是高中的核心科目，剩余的就是选修课程，学生可以选2~3门感兴趣的选修课程。改革以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设置通识教育课程的目的本是让文科学生学习一些理科知识、理科学生学习一些文科知识，做到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但是该目标并未得到实现。最终，通识教育课程变成了议题式的、会议讨论式的课程，很多课程内容是教师直接从报纸上摘来的，没有使学生获得严格的学识基础和知识基础。我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很好的教材。有人认为，通识教育只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不谈知识和价值观，这是不对的。第二，选修科目的设置使有些学生只选其中的一、两科，知识面变窄了。因为学生为了公开考试，少选选修科目就不那么辛苦，学好核心科目就可以进入大学。以上是我认为此次中学阶段改革的不足之处，出发点是好的，最终结果不太理想，值得反思。反过来也有做得好的地方，例如，教育内容比之前更宽广，学生思想更开放、敢于表达自己、热爱探究等。

大学的成名需要多方面的沉淀和积累

《世界教育信息》：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大学“双一流”建设。香港有几所大学在比较短的时间就成为世界比较顶尖的大学。对此，您如何看？

黄玉山：其实我认为，我国已经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排行榜存在不客观、不科学之处，很多流于商业化。香港是国际社会，汇聚中西文化，容易受到西方的青睐，因此香港高校的排名也比较靠前。随着中国的强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国际声誉也提高了一些。因此，我认为，对于排名，不需要太紧张、太计较，应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大学的成型或者成名需要积累、沉淀，除了科研成绩的积累，还要有人文方面的积累，形成自己的“性格”。

高校管理应以学术治校为根本

《世界教育信息》：您于2014年4月上任香港公开大学校长，请谈谈您的治校理念。

黄玉山：从香港科技大学到香港公开大学任职，对我而言是个相当大的转变。因为其实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了很多年，能有机会被委任到香港公开大学当校长，我觉得很光荣。两所学校的性质、目标、结构很不一样。我之所以会接受这个任命，与我这十几年参加中学、基础教育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在香港科技大学，我更多的是一名研究型科学工作者，但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教育。2001-2005年，我兼任香港公开大学的校董，所以对其理念和情况比较了解。香港公开大学创办于1989年，那时香港只有两所大学，即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到1991年才创立。那时候，香港大多数中学生毕业之后都先去工作，工作几年之后又到香港公开大学继续学习。学士学位需要学习6年才可以获得，但很多学生都很用功，我觉得这种精神很难得，深受感动。香港公开大学当时就是为了给那些没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提供一个机会，从社会功能来讲这很有意义。

建校的最初十几年，香港公开大学培养了很多学生，采用非全日制教学方式。2001年，受到香港教育改革的影响，我们开始设置一些全日制学位，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校也有了一定的基础。2002年，只有几十名学生在我校攻读学位，之后就越来越多。目前，我校有9000多名接受面对面教学的本科学生。学校有五个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商学院、科技学院、教育与语文学院、持续教育学院。我校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人文社科学院很少开设纯哲学、纯历史等课程，除开设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还开设了创意媒体、广告学、电视、媒体制作等课程，都比较实用。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开设了会计学、银行与金融学等课程。科技学院开设了环境学、电脑与资讯科技等课程。目前，香港公开大学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开展远距离教育，在这方面，我们有200门课程、600~700门科目；另一方面，开展面对面教育，但主要集中于应用型学科。此外，我的目标是提升我校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希望我校的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素质，也希望他们的学校生活能够丰富多彩。我们以前是远程教育学校，设施没那么完善，近年，我们创建了一个新校园，2016年，我们将再建一栋大楼，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好的活动的地方。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内地一些高校的管理工作对教学科研活动带来了一些影响，今年两会几位委员也谈到这个问题。香港高校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内地高校借鉴之处？

黄玉山：香港的情况有点相反，即在香港，教授的权力比较大，教授治校，行政是属于服务性质的。因此，在香港的大学，教授是比较神气的，而服务部门或管理部门显得有些被动，有时两者的关系也会比较紧张。我认为，两者同样重要，只是职能不一样。大学存在的根本是为了教育、为了学术、为了学生，教学和科研一定要做好，但好的教学和科研一定需要好的行政。因为随着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教师无法承担所有的职能，学生辅导、学校管理等都是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我认为，学术治校是对的，应以教学、学术为主导，行政部门与教学、学术部门应相互配合，在协调中进步。我经常说一句话，即一所大学办得好，绝不是因为其行政工作做得好，但是所有有名的大学，其行政一定做得好，这是一种辩证关系。

高校国际化应保持本国特色，不能盲目照搬

《世界教育信息》：相较而言，香港高校的国际化步伐要早于内地高校。您如何看待教育国际化？

黄玉山：我觉得，内地要推动国际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内地之前跟国外的交往不多。但香港仍在讲国际化，我就觉得有些问题。一直以来，香港已经很国际化了，我们的课程是国外的，体制也是国外的，制度也是学习国外的。太过于国际化容易让一个地方变得没有自己的“性格”或特色。过去，香港一直在推动国际化，使得中国的元素、文化越来越少。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应该有中国的文化。同样，内地在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应保持自身的特点，不能盲目照搬，好的要学，不好的不要学，不能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展成跟美国的大学完全一样。至于高校排行榜，我认为，只要国家强大起来了，其高校就会得到重视。大学有大学的功能。作为一名高校校长，我的社会功能就是将学生培养好，培养得比现在更好，就达到目的了。我们不需要去一所名牌学校工作来衬托自己，而是能够帮助一所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发展，且这所学校具有社会需要就可以了。因为不同的学校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前面我提到，促进边远地区远程教育的发展对于我国将来的发展很重要。因为边远地区最缺的就是人才，而远程教育在内地的地位很低、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很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不行的。

发挥香港桥梁作用，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

《世界教育信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香港与内地及海外的教育合作交流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此，您有何建议？

黄玉山：“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将来或者说几十年内都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性的决策。“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都是环绕中国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眼睛盯着美国、西欧，没太注意这些国家。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的发展要有结构的转变，即我们要向高端型的工业发展，目前粗犷型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一些基础设备和产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有市场的，因此可以开发这方面的合作。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战略是好的，当然实施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带一路”不只是做生意，还要从文化、交流、人民的友好、合作等方面出发，增进国与国人民的感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只有对对方的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有了了解，合作才能长远。

在这方面，我觉得香港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约有20个国家是在东亚、东南亚、中南亚，香港正好靠近这些国家。在促进中国和这些国家文化、商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方面，香港可以起到中间桥梁的作用。